《江青年谱 另编（1912—1991）：当病妇成为“国母”》｜王晓林

从个人命运的起伏，走近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风云。

《江青年谱 另编》以年谱形式梳理江青1912年至1991年的人生轨迹，将个人经历置于时代与权力关系之中，为理解这位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提供另一条阅读路径。

本书是王晓林编纂的“另编”三部曲之一，与《康生年谱 另编》《陈伯达年谱 另编》共同关注历史叙述中的取舍与留白。其编纂旨趣，是通过史料与既有叙述的交叉对照，留意文字中的增删、跳跃与详略，从中寻找被忽略的细节，追问叙述背后的选择及其原因。

“另编”的意义，在于保持追问：哪些事情被反复讲述？哪些细节被一笔带过？当个人命运与政治权力交织，我们又能如何理解历史留下的记录与沉默？

适合关注中国近现代史、“文革”历史、政治人物研究及史料阅读的读者。

【图书信息】
书名：江青年谱 另编（1912—1991）
副标题：当病妇成为“国母”
编者：王晓林
出版社：读道社
装帧：精装

本书作者王晓林继《康生年谱 另编：一份极权下的人性标本》《陈伯达年谱 另编：“中马”助产士的戏剧人生》之后，再对“江青年谱”进行“另编”。至此，文革发动六十周年的“另编三部曲”已经完成。

作者在编这三本书的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史民修史的蹊径，那就是在“另编”中将官修的各位大人物之“正编”交叉对比，从史官们记录他们在同年、同月、同日、同一事件、同一场景中的言谈举止、脚迹行踪时笔下无意或刻意的取舍、增删、跳绕、重墨、轻描，析出文字后面宝贵的东西——线索和真相。

江青，一位很早就被中外医生下过诊断的心理疾病患者，在夫婿的默许、怂恿和支

持下、在自认和他认的国母位置上坐了数十年而没有迅速地垮台，从进入中共高层到中国文革的动荡岁月，期间她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又最终以一个精神病人的方式离开纷扰的人世，其中她的的酸甜苦辣和她带给中国人的酸甜苦辣，哪里是一本书能写得完的。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江青是个异类，一个值得政治学家和普通百姓探索讨的人性标本。当一位病妇成为“国母”，这个国家将会如何，将向何处去，本书无力探索，这里仅能将她的一生以年谱形式展现于众，请见仁见智。

作者简介

王晓林 1953年生。16岁插队，18岁做工人，20岁做工农兵学员，毕业于北方交通大学电信系无线专业，后进入交通部科学院做工程师。开放时期深圳特区最早的建设者，中国最早的从商者、个人电脑与因特网的使用者。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曾经的捐赠者和至今的志愿者。2001年退休，偶尔投稿《炎黄春秋》和《温故》杂志，著有《顾准与他的时代》《中国经济学界奇异的双子星：薛明剑、孙冶方兄弟评传》《康生年谱 另编：一份极权下的人性标本》《陈伯达年谱 另编：“中马”助产士的戏剧人生》《江青年谱 另编：当病夫成为“国母”》等书。

编后记：

                当病妇成为“国母”

有人谈论克娄巴特拉的鼻子，却不见有人谈论黎希留的痔疮。

——亨利·德·蒙泰郎（法）《灯火管制》

相比黎塞留为法兰西奠下专制制度并使法国成为欧洲霸主，江青对中国的影响远小于他，坦率讲，本书原是很不愿意把上述亨利·德·蒙泰郎那后半句不雅之言在这里重复的。可是形容她之于中国（以及中共），实在是找不出比那后半句的最后两个字再恰当的比喻了。她不像克娄巴特拉只是个“艳后”，她是彼时数亿芸芸众生不能不认、党国高层不得不认、她自己从来自认的“国母”。她令国家蒙受的羞耻和不幸、失序和混乱至今都剪不断、理还乱。中国，这个彼时拥有8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常常因她毫无常识和逻辑的胡作非为而血流如注，痛苦不堪。说她是国家的痈痔，虽然不雅，应无大谬。

法国哲学家帕斯卡（Pascal）曾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命题——“倘若克利奥帕特拉的鼻子稍短一些，整个世界的面貌也许会是另外一个样子”，话外音就是个人魅力如何与宏大历史进程交织，若非如此，一切皆非。

可本书的谱主却并非克娄巴特拉，她鼻子的高低长短虽然确实与“中国的凯撒”（或“安东尼”）有些瓜葛，但当她尚未真正成其为“国母”时，都还不是大事，远到不了“若非如此，一切皆非”的地步。只是当她自己要做“中国的凯撒”（或“安东尼”）、并且在真正的“中国的凯撒”（或“安东尼”）的支持、怂恿和教导下常常做到了，这才是更重要的历史进程。

李进孩、李淑蒙、李云鹤、蓝苹、江青、峻岭、李进……此女既不是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国母（英文Mother of the National、法文Maison Mere、希腊文Μητέρα της Χώρας），例如东罗马的狄奥多拉、法兰西的约瑟芬·德·博阿尔内，更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那些对国家有重大贡献并受到百姓广泛爱戴的国家第一夫人”，例如阿根廷的庇隆夫人艾薇塔·庇隆、中国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也不是晚清慈禧太后那样口碑各异的摄政、当政者，甚至也不是埃列娜·齐奥塞斯库那样能写出《高分子化合物合成与特性研究》、《异戊二烯的定向聚合》、《高分子化合物领域新研究》之文，罪不至死却落得个和夫婿双双被枪毙的知识妇女，更不是前苏联的娜杰日达· 阿利卢耶娃——江青之与毛泽东和阿利卢耶娃之与斯大林别如天壤，前者永远在努力理解并实践夫婿的思想，而后者则因对夫婿完全不能理解而致极端的绝望，前者到自杀都怀着对夫婿的忠诚，后者终因无法理解夫婿而自杀解脱。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江青是个异类，一个值得政治学家和普通百姓探索讨的人性标本。当一位病妇成为“国母”，这个国家将会如何，将向何处去，本书无力探讨，这里仅能将她的一生以年谱形式展现于众，请看官见仁见智。

皮埃尔•阿考斯（法）和皮埃尔•朗契尼克（瑞士）在其《病夫治国》中有这样的描述：

“在人类历史上的某些时候，疯子、能见到幻象的人、预言者、神经官能患者和精神错乱者，曾经起过重大作用，通常他们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但另一方面，往往恰是因为他们性格中的病态的特点，他们发展的不平衡，某些欲望不正常地强烈，无保留、无分别地献身于一种唯一的目标，使他们具有力量，拖着其他人跟在他们后面并战胜世界的抵抗”。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奥）在其《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心理面貌》中有这样的判断： 

“对于奠定一个人的一生来说，神经官能症是个很不稳固的基础。尽管历史上充斥着神经官能症患者、偏执狂和精神病患者的名字，他们迅速地爬上权力的顶蜂，但通常他们也同样迅速地垮台”。

江青，一位很早就被中外医生下过诊断的心理疾病患者，在夫婿的默许、怂恿和支持下、在自认和他认的“国母”位置上坐了数十年而不是“迅速地垮台”，从进入中共高层到中国文革的动荡岁月，期间她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又最终以一个精神病人的方式离开纷扰的人世，其中她的的酸甜苦辣和她带给中国人的酸甜苦辣，哪里是洋人所能理解的。

本书编者从年轻时起就厌恶她，尤其是在温度尔汗一声爆响之后再看到那封号称写于5年前的、未卜先知的“滴水洞之信”，这对政治夫妇已经令刚刚成年的我们打心眼里十分嫌恶。作为彼时的工农兵学员，我们甚至约好，万一此妇来我们学校嚼舌、做戏，任谁也不许去捧场。万一她要“接见”，任谁也得把手背在身后装没看见，否则就会被开除出“帮”。这个“帮”可不是四人帮，而是一群一伙，每个系、每个年级、每个班都有大小角色的学生帮。

好在我们学校原是个“二表大学”（文革前高考填志愿时填在第二张表上），人家 “国母”要跑也是跑“一表”的清华、北大尤其是北大，我们学校压根就没在她眼里，令这帮人自作多情了一把，却也因此谁也没有被开除出“帮”。这才有1976年9月9日中午，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沉痛预告“下午将要播出重要新闻”时，一位“帮主”大喊一声“老X死啦，去香山庆祝呀”。迅即十几架自行车呼啸而出，直奔京西，其声势绝对不亚于如今孙子们的“跑车党”，这是有照片为证的。这次 “自行车党”的香山庆祝和一个月后的八达岭欢呼——拜某位“帮员”祖父辈所赐，我们比国人至少早一周就知道了中南海怀仁堂的大戏——给这些如今都已是耄耋的“帮员”们留下了一生最难忘的美好回忆。

本书作者甚至未成年时就不喜欢我的这位谱主，尤其是在一次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听到爸爸那忍不住的评论——“她就是个感情革命家”之后。但是同为女人，我同情她，可怜她，即使她并无什么才华，至少可以安安生生做个普通妇人度过一生，而不是疯狂地作践自己、作践别人、作践汉民族、作践国家，最后落个贻羞子孙、遗臭后世的下场，连死都死得不明不白。

本人非常赞同许多史家的观点——这妇人绝不是什么“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她套不上中国传统的“女祸”、“祸水”之说，更与什么“中国女权”之说挨不上边。她既不是褒姒妲己白骨精，更不是吕后慈禧武则天，对她最恰如其分的定位莫过于她在法庭上的表白——她只是她丈夫的一条“狗”，且是一条无法离开主人的狗——陈伯达曾经告诉周扬“在庐山我还和周总理谈到过，江青曾几次想离开主席”。她对世人最后的乞求也好，辩护也罢，也不过是“打狗看主人”而已。把自己作践到这一步，可能连真正的狗狗们都感到不忍。

但有一点本书要点赞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在他第二本未完成的著作《中南海回想录》中画龙点睛的一句话——“利用性关系为政治服务，毛泽东做到了空前绝后”。只是这里的“政治”实应改做“权术”才更合适，也算是没有糟蹋希腊人两千多年前首创的这个名词。

令人忍俊不禁的是，余汝信先生在《江青年谱》中居然这样发挥了一番——《没有江青，毛泽东和中共走不出延安？》。虽然那个不知所向的“问号”是问别人还是问他自己不明，但此问、此举还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也太不着边际。这还不算，老余说到“约法三章”，进一步道是“如果真的有‘约法三章’的话，中国共产党不可能从延安走向全国”。这就不是虚无历史而是——抱歉，说得糙了点——调戏历史了。

照老余这种高仿“克娄巴特拉鼻子”式的推演逻辑，历史还成其为历史吗？至少我就能推演出“没有李志绥就不会有文革”的结论——文革前某日，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从四清工作队赶到毛所在的南昌给他治疗感冒，猛然发现毛多次服用十倍于常量（致死计量）的安眠药。他立即竭力制止并报告了汪东兴——“李的这一举动直接导致了十年文革的发生和数千万生命的丧失，罪不可赦”岂非顺理成章？你甚至能推演出“陈独秀若是不嫖妓，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老陈因1919年的“嫖妓风波”被北京大学解除文科学长职务，这一历史偶然直接促成了他南下上海，并在次年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的初级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读者，您同意这样的历史推演吗？

历史最睥睨的俩字儿就是“假如”（或者“如果”）。试问你敢“假如”毛泽东娶了王光美吗？你敢“如果”江青嫁了蒋介石吗？虽然这样的譬喻非常不雅，可不作这样的譬喻如何说得清老余的“没有江青，毛泽东和中共走不出延安”的逻辑？维特根斯坦说“语言是存在的家”，是语言错了，还是压根就没有“存在”、没有“家”？

是为编后。